1974年4月18日下午兩點12分,羅蘭·巴特坐上了從上海開往南京的火車。法國《原樣》雜誌代表團一行5人,與5名中方陪同人員被安排在了火車尾部車廂。“除了車廂盡頭有兩三位軍人,我們幾乎是唯一的乘客。”巴特在這一天的日記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澎湖民宿形,車廂內沒完沒了地混合著氯化物的潮濕氣味,小小的桌子,梳著辮子和戴著袖章的女孩端上了茶。
  外面,天色灰暗,有點冷,要下雨;車速很慢,坦蕩的平原,金色的油菜,房屋,勞動的身影——對巴特來說,恍然中,眼前太平洋房屋的一切“可以說就像是法國”。
  這一天,巴特“旅行的真實感受”中有頗多相互矛盾之處,他說中國不等於日本,中國並不是令人不舒服的。1966年5月,巴特到日本講學,之後兩年內,他先室內裝潢後三次到東京。而他聲稱自己是以無比愉悅的心情寫成,融學者深思和散文筆調為一體的著作《符號帝國》,於1970年出版。這本書中,巴特對自己文化系統之外、遙遠的東方文明進行了生動而深刻的觀照和思考。先前的日本之行怎麼會讓他不舒服呢?
  相反,那天的火車車廂中,巴特記下了自己在另一個東方國度——中國之行一周來內心的無望:“所有這些記錄,大概都將證明我的寫作在這個國度是失敗的(與日本裝潢相比)。實際上,我找不到任何東西可記、可列舉、可劃分。”
  相似的無望還出現在另一位法國人、1958年來華的攝影家布列松的身上。中支票貼現國人對待照相的認知及相關的影像文化觀念,完全是布列松經驗之外的另一種情形。這時期,東方傳統的禮儀之邦所遵循的待客之道,包括儀式中,還缺少現代影像文化,包括行為基本內涵。這讓素以抓拍聞名的攝影大師一籌莫展,更甭說他還是一個隨時都會被大眾圍觀、跟隨、打岔的白人了。
  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,巴特自費參與的法國《原樣》雜誌代表團一行,應邀來中國大陸進行為期三周的旅行。這個“根本沒有異國風範,根本不令人困惑”的國度,讓巴特備感失望。回國以後,他寫了篇文章,名為《中國怎麼樣?》
  “我們前往中國,腦子裡裝著成百上千個迫切,而看起來又那麼自然的問題:那邊的性、女性、家庭、道德怎麼樣?其人文科學、語言學、精神病學又如何?我們搖動知識之樹,好讓問題的答案自動掉落,好重新汲取我們重要的知識養料:被破解的秘密。可什麼也沒有落下來。在某種意義上,我們只帶回(除政治的答覆外):空無。”
  代表團成員多為學者、作家,在中方旅行社預先安排的固定線路上,他們展開了自己的旅程。從北京到上海,到南京,再到洛陽、西安,最後返回北京,離開中國。其間,他們參觀工廠和景點,頻頻觀看演出,出入飯店,而這些都是同一時期受邀西方來華人士必去的地方。來華的美國學者蘇珊·桑塔格也記述過這樣令人費解的旅行安排。
  巴特抱怨說:“由於旅行社官員連續地、寸步不離地出現,才阻礙、禁止、審查和取消了出現驚喜、偶遇事件和俳句的可能性。”縱是這樣,巴特還是勤奮而又“零散地描述一次旅行”,在短短24天時間內,記下了相當於漢語十多萬字體量的《中國行日記》。
  “從一開始,羅蘭·巴特就想著從中國帶回一種文本。”2009年,日記法文版的整理、註釋者安娜·埃施伯格總結說:“這幾本日記提供了對這一行程的旁觀者的看法,這種看法註重細節、顏色、景緻、身體、每一天的細小事件,而且他還幽默地加以評論。”但是,埃施伯格也看出巴特中國行在“每一天的安排中”日漸“消沉了”:他對這種缺少意外,缺少“皺痕”,缺少“偶然事件”的情況表示很不滿。而這一點,與美國學者蘇珊·桑塔格“對旅行的反思”一文中列舉的情形,簡直一模一樣。
  1980年2月25日,巴特在巴黎的街道上被卡車撞傷,3月26日,這位當代法國思想界先鋒人物、著名文學理論家和評論家不幸辭世,享年64歲。兩周後,桑塔格在那篇“苦惱”而又“哀傷”的紀念文章中,追記了巴特的中國之行:
  “1974年,經過幾十年恪守思想純正(即左翼)立場,這位美學家走出斗室,和一些好友及文學同道——都是當時信奉毛澤東主義的人——去了中國;在回國後所寫的三頁薄薄的文章中,他說道德說教沒給他留下什麼印象,他厭倦了那種中性的男男女女以及文化上的步調一致狀況。”
  羅蘭·巴特一行在中國旅行時,正值舉國動員揭批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及其電影《中國》步入高潮時期,耳濡目染,回到法國後,在重讀日記以便制定索引的時候,巴特內心充滿疑慮:“如果我就這樣發表它們,那正是屬於安東尼奧尼式的。但是,不這樣,又怎麼做呢?”  (原標題:怎麼樣(上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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