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2000

　　1974年4月18日下午兩點12分，羅蘭·巴特坐上了從上海開往南京的火車。法國《原樣》雜誌代表團一行5人，與5名中方陪同人員被安排在了火車尾部車廂。“除了車廂盡頭有兩三位軍人，我們幾乎是唯一的乘客。”巴特在這一天的日記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澎湖民宿形，車廂內沒完沒了地混合著氯化物的潮濕氣味，小小的桌子，梳著辮子和戴著袖章的女孩端上了茶。
　　外面，天色灰暗，有點冷，要下雨；車速很慢，坦蕩的平原，金色的油菜，房屋，勞動的身影——對巴特來說，恍然中，眼前太平洋房屋的一切“可以說就像是法國”。
　　這一天，巴特“旅行的真實感受”中有頗多相互矛盾之處，他說中國不等於日本，中國並不是令人不舒服的。1966年5月，巴特到日本講學，之後兩年內，他先室內裝潢後三次到東京。而他聲稱自己是以無比愉悅的心情寫成，融學者深思和散文筆調為一體的著作《符號帝國》，於1970年出版。這本書中，巴特對自己文化系統之外、遙遠的東方文明進行了生動而深刻的觀照和思考。先前的日本之行怎麼會讓他不舒服呢？
　　相反，那天的火車車廂中，巴特記下了自己在另一個東方國度——中國之行一周來內心的無望：“所有這些記錄，大概都將證明我的寫作在這個國度是失敗的（與日本裝潢相比）。實際上，我找不到任何東西可記、可列舉、可劃分。”
　　相似的無望還出現在另一位法國人、1958年來華的攝影家布列松的身上。中支票貼現國人對待照相的認知及相關的影像文化觀念，完全是布列松經驗之外的另一種情形。這時期，東方傳統的禮儀之邦所遵循的待客之道，包括儀式中，還缺少現代影像文化，包括行為基本內涵。這讓素以抓拍聞名的攝影大師一籌莫展，更甭說他還是一個隨時都會被大眾圍觀、跟隨、打岔的白人了。
　　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，巴特自費參與的法國《原樣》雜誌代表團一行，應邀來中國大陸進行為期三周的旅行。這個“根本沒有異國風範，根本不令人困惑”的國度，讓巴特備感失望。回國以後，他寫了篇文章，名為《中國怎麼樣？》
　　“我們前往中國，腦子裡裝著成百上千個迫切，而看起來又那麼自然的問題：那邊的性、女性、家庭、道德怎麼樣？其人文科學、語言學、精神病學又如何？我們搖動知識之樹，好讓問題的答案自動掉落，好重新汲取我們重要的知識養料：被破解的秘密。可什麼也沒有落下來。在某種意義上，我們只帶回（除政治的答覆外）：空無。”
　　代表團成員多為學者、作家，在中方旅行社預先安排的固定線路上，他們展開了自己的旅程。從北京到上海，到南京，再到洛陽、西安，最後返回北京，離開中國。其間，他們參觀工廠和景點，頻頻觀看演出，出入飯店，而這些都是同一時期受邀西方來華人士必去的地方。來華的美國學者蘇珊·桑塔格也記述過這樣令人費解的旅行安排。
　　巴特抱怨說：“由於旅行社官員連續地、寸步不離地出現，才阻礙、禁止、審查和取消了出現驚喜、偶遇事件和俳句的可能性。”縱是這樣，巴特還是勤奮而又“零散地描述一次旅行”，在短短24天時間內，記下了相當於漢語十多萬字體量的《中國行日記》。
　　“從一開始，羅蘭·巴特就想著從中國帶回一種文本。”2009年，日記法文版的整理、註釋者安娜·埃施伯格總結說：“這幾本日記提供了對這一行程的旁觀者的看法，這種看法註重細節、顏色、景緻、身體、每一天的細小事件，而且他還幽默地加以評論。”但是，埃施伯格也看出巴特中國行在“每一天的安排中”日漸“消沉了”：他對這種缺少意外，缺少“皺痕”，缺少“偶然事件”的情況表示很不滿。而這一點，與美國學者蘇珊·桑塔格“對旅行的反思”一文中列舉的情形，簡直一模一樣。
　　1980年2月25日，巴特在巴黎的街道上被卡車撞傷，3月26日，這位當代法國思想界先鋒人物、著名文學理論家和評論家不幸辭世，享年64歲。兩周後，桑塔格在那篇“苦惱”而又“哀傷”的紀念文章中，追記了巴特的中國之行：
　　“1974年，經過幾十年恪守思想純正（即左翼）立場，這位美學家走出斗室，和一些好友及文學同道——都是當時信奉毛澤東主義的人——去了中國；在回國後所寫的三頁薄薄的文章中，他說道德說教沒給他留下什麼印象，他厭倦了那種中性的男男女女以及文化上的步調一致狀況。”
　　羅蘭·巴特一行在中國旅行時，正值舉國動員揭批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及其電影《中國》步入高潮時期，耳濡目染，回到法國後，在重讀日記以便制定索引的時候，巴特內心充滿疑慮：“如果我就這樣發表它們，那正是屬於安東尼奧尼式的。但是，不這樣，又怎麼做呢？”　　（原標題：怎麼樣（上））